齊澤克
2015年上半年，歐洲一直處于激進的解放運動（希臘激進左翼聯(lián)盟黨和西班牙Podemos左翼政黨）中，而在下半年其注意力轉移到了難民的“人道主義”話題上。階級斗爭被寬容和團結的自由主義文化話題所徹底取代。然而上周五，11月13日，在巴黎發(fā)生了恐怖屠殺事件之后，深受此屠殺事件影響的所有民主力量對寬容和團結這一話題絕口不言。
我們很容易想象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瘋狂地尋找混入難民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極端組織人員（媒體興高采烈地報道，已經(jīng)有兩名恐怖分子假扮成希臘難民混進歐洲。）巴黎恐怖襲擊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難民本身，而最大的受益者是希望雙方全面戰(zhàn)爭的人，盡管他們會冠冕堂皇地說“我是巴黎人”這樣的話。這是我們應該如何真正地譴責巴黎的殺戮：不只是團結于反恐的各種活動中，而是更應該思考誰是背后受益者這一根本問題。
“軍事化”也許可以打破僵局
對于IS恐怖分子的理解，恐怕沒有比“他們的罪惡行徑其實是對歐洲野蠻干預的回應”更深的理解了。應該對他們進行這樣的定位——他們是歐洲反移民種族主義者的對立方——伊斯蘭反法西斯主義者，就像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有其一面便有另一面。重回階級斗爭這個話題，階級斗爭的唯一途徑是堅持被剝削者的全球性團結。
全球資本主義發(fā)現(xiàn)自己所處的僵局越來越顯而易見。如何打破現(xiàn)有的僵局呢？詹姆遜最近提出以社會全球軍事化作為解放的方式：民主情懷激發(fā)的基層運動看似注定是要失敗的，所以“軍事化”也許是沖破全球資本主義的惡性循環(huán)的最好方法了，這意味著終止自我調(diào)節(jié)經(jīng)濟的力量。也許在目前歐洲的難民危機正好提供了一個機會來測試這個方法。
至少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我們需要大規(guī)模協(xié)調(diào)和組織來制止混亂，其中包括但不僅僅只有這些：難民集中區(qū)域附近的接待中心（土耳其、黎巴嫩、利比亞海岸），進入歐洲的交通運輸中轉站，以及有可能分配給他們的定居地點。軍隊是可以有組織地完成這項重大任務的團體。有人認為軍隊做這樣的事情意味著緊急狀態(tài)，這種想法是沒必要的。當有數(shù)以萬計的難民在沒有合理組織的情況下通過人口稠密地區(qū)，確實會是一個緊急狀態(tài)——部分歐洲國家現(xiàn)在正處于這樣的狀態(tài)。因此，認為難民輸送這個過程可以放任不管任其自由發(fā)展的想法是荒謬的。至少，難民還需要生活供應品和醫(yī)療服務。
總而言之，發(fā)生爆炸時，一個宗教社區(qū)的成員認為其他社區(qū)的生活方式是褻瀆神明的或傷害的，無論這種方式是否對他們的宗教構成了直接攻擊。這就是為什么穆斯林極端分子在荷蘭和德國攻擊同性戀者，也是為何傳統(tǒng)的法國公民把身披罩袍的婦女作為對他們法國身份的一種攻擊，這正解釋了為什么他們在遇到一個身披罩袍的女人時不可能保持沉默。
要遏制這種傾向，應該做兩件事。首先，制定一套適用于所有人的最低限度的強制性規(guī)范，包括宗教自由，反對群體壓力限制個人自由，婦女權利等，而不用擔心這樣的規(guī)范將出現(xiàn)“歐洲中心主義”。其次，這些限制范圍內(nèi)，無條件地堅持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包容。而如果規(guī)范和交流都不起作用，則應使用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形式。
“歐洲中心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癥”
另一個禁忌必須被打破，這個禁忌包含所有歐洲帶有解放性和文化性色彩的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盡管歐洲對造成難民流竄的現(xiàn)狀只需擔（部分）責任，但是已經(jīng)到了放棄左派歐洲中心主義的時候了。
后“9·11”世界給人們的教訓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全球自由民主的夢想已經(jīng)結束，但在世界經(jīng)濟這一層面上，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取得了勝利。事實上，擁抱這個世界秩序的第三世界國家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發(fā)展。文化多樣性戴著全球資本普教論的面具；如果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補充依賴于所謂的“亞洲價值觀”會更好。
全球資本主義能夠很好地適應當?shù)刈诮�、文化和傳統(tǒng)的多樣性。因此，反歐洲中心主義的諷刺之處在于，打著反殖民主義的旗幟，在不再需要西方文化價值的歷史時刻，批評西方世界，以便使其流暢運作。總之，在批判性解讀的時候，人們傾向于拒絕西方文化價值觀，而這其中的許多觀念（平均主義，基本權利，出版自由，國家福利等）都可以作為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武器。難道我們已經(jīng)忘記了整個馬克思設想的共產(chǎn)主義解放思想是一個徹底的“歐洲中心論”嗎？
另一個值得拋棄的禁忌是任何有關伊斯蘭權利批判都是“伊斯蘭恐懼癥�！痹S多西方自由主義左派的這種病態(tài)恐懼已經(jīng)足夠了，這些人擔心伊斯蘭恐懼癥被認為是有罪的。例如，薩爾曼·拉什迪被譴責沒有必要去挑釁穆斯林，因此（至少）依據(jù)教令該處以死刑。這種情況下保持這種立場的結果是：越是西方自由主義左派沉湎于他們負罪感，他們就越是被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譴責是試圖隱藏對伊斯蘭教仇恨的偽君子。
星相學表明星相學完美再現(xiàn)了超我主義的悖論：你越順從原始道德侵略這種偽道德的要求，你越因為道德施虐和對道德施虐身份的認同而感到愧疚。因此，仿佛你越容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你承受的壓力就越大。
可以肯定的是，這也同樣適用于移民涌入一事：西歐對他們更加開放，越會覺得因不接受更多移民而內(nèi)疚。永遠到不了足夠的程度。而這里的人們，對他們的生活方式表現(xiàn)得越寬容，他們會因為做得不夠?qū)捜荻絻?nèi)疚。
當?shù)貢r間2015年11月17日，法國圖盧茲，數(shù)千民眾聚集在圖盧茲市政廳廣場，悼念巴黎連環(huán)恐襲案遇難者。視覺中國圖
全球資本主義和軍事干預
長遠來看，我們應該關注“難民政治經(jīng)濟”（politicaleconomyofrefugees），這一為全球資本主義發(fā)展和軍事干預奠基的根本因素。如今，世界持續(xù)不斷的騷亂才是所謂世界新秩序的真面目。比如糧食危機困擾著發(fā)展中世界，比爾·克林頓在2008年聯(lián)合國世界糧食日活動中明確表示，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糧食危機不能用“官員腐敗、行政低效或國家干預”來解釋，而歸咎于農(nóng)業(yè)全球化。克林頓的重點在于，今天的全球糧食危機表明“我們都搞砸了，包括當上總統(tǒng)的我”。就因為我們把糧食看作商品，而不是世界窮人的一份重要權利。
克林頓非常明確糧食危機的責任不在于單個國家或政府，而在于美國、歐盟幾十年來通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國際經(jīng)濟機構實施的全球策略。這些策略迫使非洲和亞洲國家為肥料、品種改良及其他農(nóng)業(yè)投入減少政府補貼。結果最好的土地被用于糧食出口，但卻影響了這個國家的自給自足。當?shù)剞r(nóng)業(yè)和全球經(jīng)濟的融合是“結構調(diào)整”的結果，影響卻是災難性的：當越來越多國家依賴進口食物的時候，有農(nóng)民被趕出了他們的土地，淪落到貧民窟里。比如，去年海地和埃塞俄比亞等國糧食價格飛漲，農(nóng)作物為外國生物燃料出口的時候，本國人還在挨餓。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一種新的大規(guī)模集體行動的形式應被發(fā)明出來。這種新形式既不是國家層面的干預，也不由本土組織自發(fā)完成。如果這個問題不被解決，我們就該認真考慮我們正步入一個種族隔離的新時代。什么時代呢？世界上那些人煙稀少但物資豐饒的地方和貧窮饑餓還總是處于戰(zhàn)火中的地方完全分開了。海地人該怎么辦？他們沒有暴力反抗的權利嗎？又或者，成為難民？盡管新經(jīng)濟殖民主義飽受批評，我們還是沒有完全意識到全球市場對許多地方經(jīng)濟的毀滅性影響。
至于軍事干預。沒有美國占領伊拉克，就沒有ISIS崛起。沒有ISIS崛起，就沒有難民潮肆虐�？ㄔ圃谒狼霸f：“北約人，你炸掉了一堵墻，一堵在非洲擋住基地組織通往歐洲的墻，也是非洲移民去歐洲的墻。這堵墻就是利比亞，你們毀了它，你們這些混蛋，想想非洲那些移民，你們將在地獄之火里備受煎熬�！彼f的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嗎？
當?shù)貢r間2015年11月17日，俄羅斯國防部消息，俄羅斯加倍轟炸IS，動用了戰(zhàn)略轟炸機圖-160、圖95MS和圖-22。圖為轟炸機空襲場面。東方IC圖
沒錯，挪威存在
歐洲正爭取同性戀和女性權利（墮胎、同性結婚合法化等），這些爭取的目標是否也應惠及難民，即使他們在水深火熱中？
當然，我深知西方女權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出口”如何可以成為意識形態(tài)和新經(jīng)濟殖民主義的工具。（我們都記得一些美國女權主義者通過支持美國在伊拉克的行動來要求解放當?shù)貗D女，結果卻完全相反。）但是我絕對拒絕承認西方左派應該就此“戰(zhàn)略妥協(xié)”。
和哈貝馬斯、彼得·辛格一起，賴默爾（Reimer）那時指責我支持“一種精英政治圖景”——讓開明的統(tǒng)治階層和種族主義者、無知的人對立起來。我看到這時簡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說得好像我沒有一頁又一頁地批評過歐洲自由主義政治精英一樣！至于“種族主義者和無知的人”，不幸的是大部分歐洲工人階級確實是種族主義者、反移民者。
老左派說“移民比歐洲本身更歐洲”，我也經(jīng)常用到，但我們必須清楚它具體意味著什么。在我所看的文章中，它意味著移民實現(xiàn)了“遷徙自由”這一原則。但是，這里必須搞清一個地方：自由旅行也是一種“遷徙自由”，但更根本的“遷徙自由”是說我可以在任何我想留下來的地方定居。支持法國加萊難民的公理并不局限于他們的自由移動，而是說“每個人都有權利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獲得安定，而那些接納國也要提供幫助”。如今歐盟在一定程度上擔保了成員國這種權利，而要求全球化中存在這種權利，就相當于要求歐盟擴展到全世界。
實現(xiàn)這種自由不亞于進行激進的社會革命。為什么？新形式的種族隔離正在出現(xiàn)。在當今世界，商品可以自由流通，但是人不可以。外國人流入帶來的威脅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錯誤的固有原因。這就好像難民希望將商品的免費全球流通延伸至人一樣，但是基于全球資本主義的限制，這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
按照馬克思主義，“遷徙自由”關系到資本需要“自由的”勞動力——數(shù)百萬人犧牲公共生活在血汗工廠拼命。然而全球資本流動與個人遷徙自由出現(xiàn)內(nèi)在的矛盾：資本主義需要“自由的”個人作為廉價勞動力，但同時也要控制這些勞動力的遷徙，因為它不能為所有人提供同樣的自由和權利。
要求激進的自由遷徙，正是因為它不存在于現(xiàn)有秩序中？所以這是斗爭的好時候？
我的批評者認為難民需求無法得到滿足，而且對此堅定不移——同時指責我反拉康主義和庸俗實用主義。但是這種指責完全是無稽之談，毫無意義。想要去挪威的難民呈現(xiàn)意識形態(tài)幻想的典型案例，這種幻想存有內(nèi)在的矛盾：他們期待去西方最好的福利國家，但又不愿意改變原來的生活方式，盡管這種生活方式與西方福利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格格不入。
德國喜歡強調(diào)，有必要從文化和社會上將難民融入進來。但是——這也是另一個需要打破的禁忌——有多少難民真的想被融合呢？如果融合的障礙不僅僅是西方種族主義呢？這也是“如果沒有挪威，我們必須自己建造一個”的錯誤所在——是的，但它不會是難民一直夢想的夢幻世界“挪威”。
當?shù)貢r間2015年11月12日，英國倫敦，數(shù)百民眾在首相府外參加“歡迎難民”的示威活動。視覺中國圖
儀式化的暴力和原教旨主義
我的批評者塞巴斯蒂安·舒勒在攻擊我時，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齊澤克在復習PEGIDA（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這個觀點嗎？”
我從未說過“我不知道任何階級，只有歐洲人”這句話。我們應該做的是看穿難民的陳詞濫調(diào)，就像無產(chǎn)者入侵歐洲資產(chǎn)階級時說的“失去的只是枷鎖”：在歐洲和中東有階級劃分，問題的關鍵是這些不同階級如何相互交往。
這就引出了對我的譴責，我呼吁批評伊斯蘭的黑暗面時，我卻對歐洲世界的黑暗面閉口不提：“學校的十字架又怎么說呢？教會稅呢？有著荒謬道德觀念的各種基督教派呢？那些宣稱同性戀必須下地獄的基督徒呢？”這種譴責很怪異——基督教和穆斯林原教旨主義之間的并行比較，原本只是媒體過分解讀的話題。
盡管如此，讓我們回想一下發(fā)生在英國羅瑟勒姆的事情：1997年到2013年間，至少有1400名兒童遭受野蠻的性虐待；11歲的孩子被多個罪犯強奸、綁架、被販賣到其他城市、被恐嚇和毆打；“澆上汽油并威脅點燃，用槍威脅，被迫目睹殘酷的暴力強奸，并且威脅如果告訴別人下一個就輪到自己，”這些都是官方報告里寫明的。對此至少進行過三次調(diào)查卻最終無果。
一個調(diào)查小組稱調(diào)查人員出現(xiàn)恐慌，因為如果他們堅持追求真相，將被貼上“種族主義者”的標簽。為什么？肇事者幾乎全是巴基斯坦團伙成員，而受害者被肇事者稱為“白色垃圾”，即穿白色校服的女學生。
反應是可以預測的。很多人將其泛化，很多左翼采取所有可能的策略來模糊事實。表達政治正確最糟糕的是，兩篇《衛(wèi)報》的文章中，肇事者被隱約暗指為“亞洲人”。最后的結論是，這無關乎種族和宗教，而是男人對女人的統(tǒng)治。事實上，這種反種族主義就是另一種隱蔽的種族主義，因為謙遜地將巴基斯坦視為道德低劣的一方從而不應該達到人類應有的標準。
為了打破這個僵局，在羅瑟勒姆事件與天主教的戀童癖之間應該有一個比較。兩種情況下，我們都在處理有組織的——甚至是儀式化的——集體活動。暴力是特定于某個社會環(huán)境下的系統(tǒng)的而非隨機的行為——它遵循一種模式，傳遞著一種信息。而天主教戀童癖的原因并不簡單，教會試圖掩蓋尷尬的戀童癖丑聞，通過捍衛(wèi)自己來捍衛(wèi)教會內(nèi)層的淫穢秘密。
我們應該用同樣的方式處理羅瑟拉姆性暴力事件，因為我們面對的是“政治無意識”的巴基斯坦穆斯林青年。這不是一種混亂的暴力，而是具有精確思想、儀式主義的暴力。這樣一個青年組織，在社會中處于邊緣化及從屬地位，低齡的女孩就成為了他們的主要報復群體。應該從法律角度來看，在他們的文化宗教下，防止婦女被暴力虐待是否有立法的空間，而不是單純指摘伊斯蘭教。
許多原教旨主義團體和運動在議事日程的重要事件上嚴格實行分層性差異，但我們應該在兩方面(基督教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用同一標準，而不是恐懼于我們對原教旨主義自由世俗的評論也是虛偽的。
對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批判在歐美是個老話題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取笑原教旨主義是非常普遍的，但這掩蓋了真實的問題。真正的功課是建立起“我們”和“他們”之間的橋梁，如果沒有這種統(tǒng)一（包括雙方的自我批評）的階級斗爭，會退化成一個文明的沖突。
歐洲的外來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在不斷增加，極右翼黨派試圖排斥穆斯林等方式來獲得極端保守主義者。我們是否應該讓PEGIDA（愛國的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組織成為難民唯一面對的出路？
有趣的是，類似的情境也發(fā)生在美國極左派代表人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身上，他與佛蒙特州小農(nóng)戶、勞動人民的親密接觸，讓伯尼·桑德斯的批評者感到困擾，這些小農(nóng)戶與工人往往支持共和黨，伯尼·桑德斯愿意傾聽他們的憂慮和煩惱，而不是把他們看成種族歧視的低等白人。
2015年11月16日報道，伊拉克尼尼微省，“伊斯蘭國”極端組織官方網(wǎng)站發(fā)布了該組織的極端武裝分子在當?shù)刈鲬?zhàn)的照片。東方IC圖
威脅從何而來？
當然應該傾聽普通民眾的擔心，但絕不意味著應該接受他們的立場。人民認為威脅來自外部，來自那些外國人。要教人們?yōu)榱宋磥恚J識到自己的責任。我們可以從世界上另一個地方的案例來說明這點。
烏迪·阿隆尼導演的新電影《Junction48》，講述了困境中的年輕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人（1949年后遺留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后裔），這些年輕人日常生活頂著兩重壓力——對抗以色列國家的壓迫以及所在社區(qū)的原籍宗旨主義的壓力。影片主角又著名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說唱歌手TamerNafar扮演，他曾用音樂嘲笑那些“榮譽殺戮”巴勒斯坦女孩的巴勒斯坦家族傳統(tǒng)。
TamerNafar最近訪問美國期間發(fā)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演唱完他的歌曲“榮譽殺戮”后，一些反猶太復國主義的學生責罵他，認為它推動了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這些學生還補充說，如果有任何榮譽殺戮的發(fā)生，以色列應該對此負責，因為以色列的占領，使得巴勒斯坦人還處于原始、貧弱的狀態(tài)。TamerNafar嚴肅回擊：“當你批評我時，你用英語批判我處于的社會，以此來顯示你的激進立場。而我用阿拉伯語唱歌，來保護我們的婦女們�！�
TamerNafar扮演的角色不僅在努力爭取巴勒斯坦女孩在家庭恐怖下的安全，他支持這些女孩為自己奮斗爭取權利。在電影最后，當女孩決定反抗家庭壓力區(qū)參加音樂會后，她的兩個兄弟走進了她的房間，“榮譽謀殺”了女孩。
《黑潮》劇照
在黑人導演斯派克·李的電影《黑潮》（MalcolmX）中有一個精彩的細節(jié)，當馬爾克姆·X（MalcolmX，美國民權運動中的著名人物）在一所大學發(fā)表演講后，一個白人女孩問他，她可以為黑人運動做些什么努力？馬爾克姆·X回答：“沒有什么�！边@個回答的重點不是白人應該做什么，重點是他們應該首先承認黑人解放是黑人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白人自由主義者給予黑人的禮物。只有在這個基礎上，白人才能做一些事情來幫助黑人。
這其中和TamerNafar的觀點一致：巴勒斯坦人不需要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充滿優(yōu)越性的幫助，他們需要的是西方左派人士對巴勒斯坦人生活方式的尊重。
難道同樣不成立的——比方說博科圣地？對于某些穆斯林來說，婦女的解放是資本主義現(xiàn)代化文化破壞最明顯的表現(xiàn)。因此，博科圣地，這個能被大致敘述性地翻譯為“禁止西方教育（尤其對婦女）”的地方，能夠通過抵抗和破壞現(xiàn)代化影響來感知自己，在兩性中實施等級制度的監(jiān)管。
這個謎就是：為什么這些無疑受到剝削、支配和其他破壞性和殖民主義羞辱的穆斯林極端分子，目標卻是西方文化遺產(chǎn)中最棒的部分（至少我們這樣認為）——平等主義和個人自由？顯而易見的答案可能是，這個目標是他們精心挑選的：讓西方自由主義者最難以忍受的是，他們不僅實踐剝削和暴力統(tǒng)治，而且他們用自由、平等和民主偽裝著這個殘酷的現(xiàn)實。
穆加貝特定方式的防御在匈牙利右翼總理維克多·奧班身上找到了影子。2015年9月3日，他用正當理由關閉了與塞爾威亞的邊境，作為抵御穆斯林對歐洲基督教的入侵，這和奧班在2012年7月說的一樣，必須在中歐建立一個新的經(jīng)濟體系：“我們希望上帝幫助我們，我們并不需要發(fā)明一種新型政治制度以取代為經(jīng)濟生存而引入的民主制度……合作是一個強制力的問題，而不是意圖的問題。也許有不按軌運行的國家，例如北歐國家，但是如果有強制力，像我們一樣的亞洲下層社會的人可以團結起來。”
這些諷刺并沒有消失在匈牙利不同政見者中：當蘇聯(lián)軍隊進入布達佩斯鎮(zhèn)壓1956年反共起義時，被包圍的匈牙利領導人不斷向西方發(fā)送消息：“我們在保護歐洲”�，F(xiàn)在，在共產(chǎn)主義倒塌后，保守派基督徒政府站在今天的西歐這邊，把西方多元文化、消費主義、自由民主描繪成其主要敵人，并呼吁更多的共產(chǎn)主義新秩序取代“動蕩的”自由民主的最后20年。奧班已經(jīng)表達了他對“資本主義亞洲價值觀”例子的同情，例如普京的俄羅斯。
所以如果歐洲對奧班繼續(xù)施加壓力，我們可以很容易的想象他將發(fā)送消息到東邊：“我們在捍衛(wèi)亞洲！”（以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西歐種族主義的角度看，今天的匈牙利人不是中世紀早期匈奴人——匈奴大帝阿拉提的后代，盡管這個名字仍是一個受歡迎的匈牙利名字。）
這兩個奧班之間存在矛盾嗎：怨恨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京的朋友奧班，和歐洲基督徒的守衛(wèi)者奧班？不矛盾。奧班的兩副面孔提供了證明（如果需要）：歐洲的主要威脅不是穆斯林移民，而是反移民和民粹主義捍衛(wèi)者。
如果歐洲應該接受這樣的悖論，即它的民主開放是以排他主義為基礎的。換句話說，“自由的敵人沒有自由”，就像羅伯斯庇爾很早以前說過的那樣？當然，原則上這是正確的，但在這里它必須是非常具體的。在某種程度上，在挪威大肆殺戮著的安德烈斯·布雷維克在他的目標選擇上是十分正確的：他不攻擊外國人，但攻擊自己社區(qū)內(nèi)對外國人過于寬容的人。問題不是外來人員——是我們自己（歐洲人）的身份。
歐盟目前的危機看似是經(jīng)濟危機與財政危機，但其本質(zhì)是一場思想政治危機。幾年前，歐盟憲法全民公投失敗一事，就像一個信號般預示著，在選民眼中，歐盟只是一個“技術官僚”的經(jīng)濟聯(lián)盟，缺乏可以調(diào)動人的任何愿景。在最近的從希臘到西班牙的抗議浪潮發(fā)生之前，唯一能調(diào)動人的意識形態(tài)一直是歐洲的反移民防御。
有個廣泛流傳的說法認為，在1968年運動之后，失望的激進左派對恐怖主義的偏愛有些微的復蘇。他們提出一個瘋狂的想法：只有徹底的災難（最好是一個生態(tài)的災難）能喚醒群眾，從而提供新的動力，以達到徹底的解放。這種想法的最新版本涉及到難民：大量難民涌入歐洲，而歐洲顯然已經(jīng)無法滿足難民的期望，這些難民將為此而失望，而只有這些難民的失望，才能振興歐洲激進的左派。
我覺得這是一種流氓思路。盡管事實上，這樣的發(fā)展能在極大的程度上推動反移民的暴行，但這一理念真正瘋狂的地方在于，這一項目通過從國外引進的方式來填補與丟失的激進無產(chǎn)者的差距，也就是說我們將通過導入革命代理人的方式來取得革命。
這當然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滿足于自由改革主義。許多左翼自由主義者（如哈貝馬斯）似乎對歐盟的過去有著過于理想化的期待以至于對歐盟目前持續(xù)的衰落表示不滿：他們哀嘆著“民主”的歐盟的損失，但實際上，這種“民主”的歐盟從未存在過。最近的歐盟政策，如那些對希臘實施的財政緊縮政策，只是為了使歐洲適應新的全球資本主義而孤注一擲。
但在這里，我更是一個持懷疑態(tài)度的悲觀主義者。我最近在德國最大的日報《南德意志報》上回答讀者關于難民危機的問題。迄今為止最吸引我注意的問題是民主，但伴隨著右翼民粹主義分子的扭曲：安格拉·默克爾邀請成百上千的人進入德國，作為她最著名的公眾號召力，這是她的民主合法化嗎？是什么給她權力讓她在沒有民主協(xié)商的情況下給德國帶來這樣巨大的變化？我的觀點當然不是支持反移民的民粹主義者，而是明確指出民主合法化的限度。
這同樣適用于那些主張激進開放邊界的人。他們意識到了嗎，由于我們的民主是單一民族國家的民主，他們的需求等于中止——沒有實行有關人口的民主協(xié)商，就對國家現(xiàn)狀施行一個巨大的改變。（當然，他們的回答將是，難民也應該賦予投票的權力——但這顯然是不夠的，因為這只是能作為難民已經(jīng)完全融入國家政治體系情況下的一種衡量）伴隨對歐盟決策透明化的要求，出現(xiàn)了類似的問題：我擔心的是，由于許多國家的大多數(shù)公眾反對削減希臘債務，使歐盟公眾談判者代表著這些國家提倡對希臘采取更為嚴厲的措施。
我們在這里又遇到老問題：當多數(shù)人傾向于投票支持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法律時，民主會怎樣？我不憚于得出如下結論：解放政治不應該被合法化的正式民主程序約束先驗。不，人們往往不知道他們想要什么，或者不想得到他們知道的，或者他們想要的只是錯誤的東西。這里沒有捷徑可走。
我們一定生活在一個有趣的時代。
(本文原題《巴黎恐怖襲擊之后，左翼必須欣然接受其西方激進的思想根源》，11月16日發(fā)表于政治網(wǎng)站InThese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