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受到“勞動神圣”的教育。記得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有一個流行的表演唱。四個孩子分別扮演小熊、小狗、小兔和狐貍。狐貍挨個兒求那幾位帶他玩，可是他們就是不帶他，因為他不愛勞動，是個懶惰的家伙。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就這樣種下了勞動神圣的種子。

勞動神圣這一價值是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產物。自從社會走過原始共產主義的階段，開始出現(xiàn)私有制和貧富分化，社會中人形成了兩大階級，一個階級勞動，一個階級不勞動。有閑階級是社會上層；勞動階級是社會下層。上層階級中人生活輕松悠閑；下層階級中人終身辛苦勞作，僅得溫飽。上層人剝削下層人的勞動；下層人供養(yǎng)上層人。社會的不平感日益深重，直到爆發(fā)階級斗爭，上層人被推翻，風光不再，所有人都要勞動，不勞動者不得食。下層人揚眉吐氣，勞動因此成為神圣的價值。中國1950年代工人農民翻身得解放，打倒了地主資本家。中國從一個階級社會發(fā)展為人人都勞動的社會。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第一次出現(xiàn)的新鮮事物，是社會的一個巨大進步。

勞動神圣這一價值因此成為人類從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價值，一面旗幟，它把不勞動者徹底搞臭了，極端時，就連腦力勞動也被搞臭了，勞動被定義為狹義的體力勞動。從1950年代開始，知識分子都變成了“臭老九”，好像腦力勞動不算勞動，是被體力勞動者供養(yǎng)的，是社會的寄生蟲，這是知識分子的原罪。直到文革結束，這個案才翻過來，知識分子被定義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腦力勞動被承認為廣義的勞動。從赫拉巴爾的小說可以看到，所有的共產主義革命國家都經歷過這樣一個荒誕的階段，書籍被大量銷毀，知識分子被派去干體力勞動。當然，現(xiàn)在蘇東和中國一樣，全都為腦力勞動平反了。從極端回歸到正常的理智后，勞動神圣的價值仍舊是正面的主流的價值觀。

除了否定腦力勞動之外，勞動神圣的價值走向極端和荒誕還表現(xiàn)為另一種形式，就是王小波提到的他母親老家山東牟平青虎山村出現(xiàn)的一種情況：村里世世代代都有的一百多頭負重的驢子全都不見了，過去由驢干的活兒改由人來干，比如往山上送糞，過去是驢子拉車送，他在青虎山插隊時是人用獨輪車送。這是勞動神圣的價值走向極端的一個后果：人們用人的勞動取代畜力、風力和機械力。當時盛傳的一段佳話是永貴大叔跟驢比勁兒，結果是永貴大叔贏了驢子。

正如王爾德有次說的：人類已經勤勞到犯傻的程度了。人類社會科學技術的進步都是以機械力取代人力為目標的，由于這些智慧的發(fā)明，那些粗重的活兒由機器去干了，人可以去做輕松的活兒，或者干脆不用干活兒，只是高高興興地享受人生就行了。德國一位學者經統(tǒng)計論證得出的一個驚人結論是：當代德國維持人們基本需求的物質生產只用三分之一的人力資源就可以完成，有三分之二的人“從幼兒園的年紀就可以退休了”。這三分之二的人怎么辦？勞動神圣怎么辦？

我能想出來的解決方案是這樣的（跟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很像）：縮短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因為我們不能只讓三分之一的人干活，三分之二的人不干活，純粹享受生活，所以我們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縮短到原來的三分之一，這樣就滿足了社會不分階級人人都勞動而又人人都不太累這兩個條件，比如每人每天工作四個小時，剩下的時間可以做各類藝術休閑活動，畫畫，寫詩，唱歌，跳舞，釣魚，打麻將（尤其是中國人）。這樣，勞動依然神圣，而人類也不會再勤勞到犯傻的程度了。